2010年6月29日下午2点整，青岛市黄海饭店会议中心座无虚席，来自全国各地几十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中国会计学会2010年学术年会的闭幕式。在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主任戴德明教授的主持下，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林文雄教授、广东商学院的王华教授、英国卡迪夫大学的Mahmoud Ezzamel教授和上海财经大学的李增泉教授先后做了四场精彩的学术报告。
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林文雄教授以《绩效评价与报酬激励：中国与西方企业比较》为题对绩效评价与报酬激励进行了国际比较。报告首先针对前人研究中提出的三种学说，即中国企业报酬激励制度与美国企业大致相同、中国企业报酬激励制度与荷兰企业大致相同、中国企业报酬激励制度与美国和荷兰大不相同等问题进行了回顾和评论，并引出进一步需要研究的问题：中国企业报酬激励制度与美国和荷兰企业之相同和相异点在那里？造成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该差异是否和国家文化或企业规模或所在地有关？针对上述问题，林教授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汽车专卖行的业绩状况和经理薪酬情况等进行了详细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汽车专卖行的奖金激励制度和美国的制度比较相似，但和荷兰制度却不相同；美国企业奖金较多公式化，中国企业奖金较多随意性；在中国和美国企业中，奖金的发放提高了经理们对薪酬的满意度，荷兰企业却相反；荷兰文化中男性化较低，所得税率较高，因而奖金满意度不高；中国文化尊重权威，所得税率低，因而随意性奖金比较高。因此，林教授指出奖金制度应该适合各国的文化而进行不同的设计。
广东商学院院长王华教授作了题为《后金融危机时代财务会计功能的定位》的报告。金融危机的发生对会计准则的制订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会计准则问题已然超越会计专业领域而成为具有公众受托责任和政府背景的宏观重点工作和核心问题。然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准则的制定、修进和执行方向和路径的确定有赖于对财务会计本质功能的重新认识和定位。王华教授分别从财务会计准则的发展以及会计准则制定者的角色两个角度来分析其对财务会计功能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财务会计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王教授认为，从美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尽管美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之间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两者均以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和解除受托方的受托责任为主要职能。但同时也指出，会计准则作为国家层面制度性的因素，必定要适应该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环境，维护国家利益。如果会计准则无法体现其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则形式上协调一致的准则将无法得到有效的执行。而从准则制定者的角色上看，尽管理论上由独立的民间社会机构主导的准则制定模式要优于政府主导模式和民间职业团体模式，但政府在会计信息监管中发挥的作用无可替代，而且独立的民间机构也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超然存在。因此，会计准则不可能完全抛开政治因素，其必须在各利益方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进而，王教授认为向投资者等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是对外报告财务会计的本质功能。同时，我们也必须与时俱进的认识后金融危机时代财务的功能。在后危机时代，会计准则不能一味地按照外在的、各利益团体难以协调一致的要求频繁更替而丧失可信力，财务会计的功能应向其本质理性回归，并立足这一本质，适时地根据经济变化修订或者补充准则的内容，积极提高经济敏感性和对危机发现的能力。
英国卡迪夫大学的EZZAMEL教授报告的题目为《REFLECTIONS ON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旨在对转轨经济体中管理会计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报告首先以中国为例分析了转轨经济体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特殊性。随后，报告以跨国企业中管理会计思想的应用为例，介绍了相同的管理会计思想在不同的地区遭遇到接纳程度不同、只接受不采纳或是完全不被接受三种情况。针对这种现象，EZZAMEL教授认为，管理会计的思想是通用的，而它的传播又往往从地区推广到世界，然后又从世界走进地区，这个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带来了管理会计思想的融汇和摒弃、接受与采纳以及从世界到地区的转化和量身定制等问题。从管理会计思想本土化来说，管理会计天生就与当地情况密切相关，因此本土化就是要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对全球化管理会计兼收并蓄，但对于具体问题来说，怎样进入转化或者定制的过程，才能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维度纳入考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接受地方管理会计、承认全球管理会计，通过转化和适应的方式凭直觉来处理全球管理会计问题是对待上述问题的正确的态度。
上海财经大学的李增泉教授做了题为《关系网络与盈余信息含量：来自腐败案例的证据》的报告。李教授认为，新兴市场中会计信息不透明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以往研究指出的利益冲突和寻租的掩盖行为，更在于这些市场中盛行基于关系网络进行的商业行为，而这些行为很难用会计系统进行计量。为了验证这一点，报告首先假设基于关系网络进行的商业交易会带来计量的困难，因此导致会计的不透明性。随后，报告使用与1996年至2006年间曝光的42起中国高层官员腐败案有关联的企业作为样本，围绕着腐败案件带来的政治关系的中断，对企业盈余的信息含量做了检验。李教授推测，维持政治关系带来的成本和收益难以用会计系统进行计量，因此它削弱了会计盈余反映企业经济表现的能力，而腐败案件带来的政治关系的中断恰恰降低了这种干扰，因此提高了盈余的信息含量。随后的实证研究发现，在贪污丑闻公开后，关系网内公司的盈余信息含量与配比公司相比显著增加。同时，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排除了这种信息含量的提高来源于公司盈余管理变化或信息披露等的可能性，从而证明了李教授的推断。该研究对国际投资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为了更好的掌握公司的价值和经济表现，投资者应该根据关系资产的重要性程度，调整对财务信息的依赖，特别对那些无形的关系网络在商业行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新兴经济体，因为这些市场中的财务信息可能与发达市场中以市场为基础的交易活动产生的财务信息不一致。并且由于关系网络资产的特殊性质，没有市场能够精确计量这些资产的价值，这样，任何现存的会计系统都不能有效的解决计量问题。在这样的经济系统中，投资者应依赖非财务信息来分析企业价值。
中国会计学会教育分会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编